1942年起，胡寿山同学因手下军队的庞大实力而颇为自负。当时，他掌控着西北地区约70%的军力，这使得他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王”。然而，尽管他已在军中拥有如此强大的势力，却依然被限制于副职位置，无法完全掌控西北的军政事务。1942年，他被晋升为第八战区的副司令长官，尽管这个职务看似重要，然而上面依然有一位正牌的司令长官。这个人名叫朱绍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蒋介石的老部下，他自1939年起就担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尽管朱绍良的背景不容小觑，但胡宗南对他并不看重，甚至不屑去听从上级的指挥。胡寿山的势力与影响力几乎在整个西北地区无法撼动，他的部队已经逐渐扩充到四个集团军，然而他却在名义上只能屈居副职。为了避免直接冲突，蒋介石给了胡宗南特权，让他在西安专设“副司令长官部”，逐渐取得实质上的独立指挥权。
然而，朱绍良的尴尬境地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尽管他仍然名义上是胡宗南的上司，实际上他的军力已被严重削弱。他的指挥部的兵力甚至远远不足，而胡寿山则获得了比他更大的实际控制权。这一局面持续到1945年，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时，胡宗南终于迎来了晋升的机会——他终于能够超越自己原本的职务，获得更多的实际权力。胡宗南的职位晋升，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在西北的独立地位。
展开剩余67%与此同时，蒋介石并非独自面临类似的困境。在1944年，豫湘桂战役爆发时，长官部驻洛阳的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也与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的关系十分微妙。汤恩伯虽然掌控着大部分兵力，却始终未能得到完全的认可，只能屈居副职，指挥着庞大的部队。然而，由于当时蒋鼎文和汤恩伯之间的内部矛盾，第一战区在实际战斗中失去了有效指挥，导致了豫中会战的巨大失败。蒋鼎文的失职和汤恩伯的傲慢无所作为，使得整个战区的士气低落，严重影响了战局。最终，蒋介石不得不撤职两位长官，任命胡宗南代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并要求他带领部队西出迎敌，保卫潼关。
胡宗南的领导地位被迅速确认，然而他对于自己暂时“代理”的身份感到十分不满，认为自己应当成为第一战区的正式司令长官。然而，由于他仍然只是中将军衔，无法满足上将衔的要求，蒋介石最终还是决定让陈诚接任第一战区的正式司令长官。尽管胡宗南非常愤怒并采取了抗议行动，但最终仍不得不忍受这一现实。在长时间的内斗和职务冲突中，战场上的形势变得愈加严峻，蒋介石的决策能力也因此受到了考验。
这种情况在解放战争期间愈发显现出来，蒋军的指挥体系复杂且臃肿。由于过度注重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军费开支急剧上升，而能够用于前线作战的部队却越来越少。尽管蒋介石的总兵力看似庞大，但实际能够投入战斗的却远远不如预期，导致其兵力在关键战役中捉襟见肘。这也解释了为何蒋介石在东北战场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却无法及时调动兵力支援，甚至导致了东北战局的彻底失利。
这些“正规化”的后遗症在解放战争中成为蒋军无法克服的硬伤，既使得军事指挥体系异常臃肿，也导致了战时资源的严重浪费。在战争的关键时刻，蒋介石面临了更大的决策困境，这些困境最终加速了蒋军的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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